收藏诊所不是想开就能开
于莺：
个人诊所的第一道障碍是政策门槛。我以前觉得自己开诊所太容易了，找一位和我志同道合的护士就足够了，不需要抽血、化验，不需要豪华装修，服务对象就是社区居民：没有医疗保险和去大医院看病不方便的，看一个病100元左右。我估算了小区居民的年龄层次、家庭基础疾病、婴儿出生率、上幼儿园孩子的情况……觉得这些条件完全可以养活小诊所。
事实上，按照我这样的想法根本不能获得批准——第一个理由，是不符合卫生区域行政规划；第二个理由，是作为一家小诊所要有检验科、药剂科，要专门有一名检验师和一名药剂师。如果要上门服务，对不起，不行！必须要先申请全科医生，再申请巡诊资质，你才能给社区居民提供换药等医疗服务。这样下来，计划中3个人的队伍“壮大”成了30个人的队伍，那么预想中的小诊所是养不起这么多人的，只好算了。最后我跟美中宜和合作开了一个比较大的诊所，面积达2000平方米，可以做成一个小的一级医院了。没有办法，在北京当前政策下诊所不是想开就能开的，我觉得在二线、三线城市反而会好开一些。
童维楠：
在解放医生资源方面，近两年来国家政策有些松动。为了进一步释放医生的潜能，中央和很多省市颁布了医师多点执业的相关办法。但是多点执业存在一定的问题，推行并不顺利。目前中国还没有医生自由执业法，只有多点执业的管理办法，所有自由执业的医生无法可依。医师多点执业，法律限制只能有3个执业地点，并往往需要征得第一执业单位的同意，医生跨地区执业更是非常麻烦的事情。张强医生在北京要给每位病人写一个会诊单，如果一天看15个病人，就需要对方医院跟这边的医院来回沟通15次。
在医疗机构的审批环节我们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。我去上海申请办诊所时，给我的回答是“没有规划”。可见现在医疗市场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。最终我们选择了杭州，杭州的领导非常支持和欢迎。如果能够出台医生自由执业法，医生在执业程序方面会更容易、更方便。医生要解放，政策需配套。需要管理，需要审核，但是医生有一定的空间自由执业，如果在这方面政府有更多的政策，相信会有更多的医生愿意迈开步子。
李天天：
理论上讲，医疗中的支付、挂号、电商慢病管理、化验单查询等外围的环节容易做成移动医疗产品，但是处于核心的医患互动环节则很难互动。比如支付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手机的支付率只有2.8%，没有医保，手机支付再方便患者也不会使用。若问医保部门为什么不支持手机支付，回答是“担心手机欺诈”。其他的像药品电商，也没“移动”起来，而且希望越来越渺茫。同样慢病管理也是缺少支付方支持。
很明显，“制度成本”抵消了资本、技术带来的利好。这些制度成本包括政策的矛盾、模糊和空白。政策的矛盾：2015年出台关于促进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，要推动交通、医疗等政府数据的开放，但是最终这个纲要没有形成标准，也没有进一步说明。制度上的模糊：例如2009年规定互联网医疗不可以在网上做诊断和治疗，但许多公司实际在做网上诊断和治疗，政府既不叫停也不说允许，也许政府是等着有一天出事然后一刀切地禁止。但这样对创业公司不公平。制度空白：例如美国的HIPPA远程咨询公司，他的服务得到NCQA的认证，网上咨询什么问题不可以回答，哪些问题可以回答，怎么保证质量都有规范。但在我国国内没有类似的界限，经常出现医生越界的问题。
范晶：
政策上有很多不配套甚至矛盾的地方，让我们无所适从，感觉有很大的风险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识：所有的政策一定是落后于现实的，但政策终会调整，会更加契合形势和行业的发展。
胡苏云（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）：
我接触的政府部门比较多，感觉现在政府和市场还是各行其是，没有形成合力。医生诊所的市场前景很广，对此要有信心。我作为政策研究人员、医保参保人，可能的患者，期待医生诊所有更强大、更持久的影响。
人才、医保、风险……
医生诊所瓶颈多
范晶：
我个人觉得医生诊所、医生集团最大的问题是人才。相比其他行业，我们更缺少市场化的、了解如何从经济上运营医疗机构的管理人才。我们有大量的医院管理人才在体制内，但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是不是适合市场化的运作方式？这需要我们去思考。公立医院有政府投入、政策支持，还有种种无形的帮助和信任，公立医院管理者的管理思路和市场有一定的差异。所以。未来真正制约医院集团或诊所集团复制和扩张的瓶颈，在于管理人才。希望社会培养更多的医院管理人才，那些懂经营、懂市场、懂管理、懂营销，同时又能和医疗业务管理对接的人才，是未来市场最稀缺的人才。
童维楠：
医生创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。一名专家在知名医院每天要看很多病人，他去新医院出诊，病人数量就立刻减少。医生面临第一个巨大的挑战是要建立自己的品牌。张强在公立医院是知名的血管外科专家，他的号很难挂到，当他第一个月走出体制时只有3位病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落差。
另外，医生走出体制，可能需要和一些诊所或者是医疗机构谈判，找合作。大部分医生专注于自己的治疗和科研，对这些不擅长的事情要重新学习和了解，包括一些行政管理、法律、财务、税务等问题，这些问题对于医生来讲是非常困难或者是陌生的，这是个很大的挑战。
于莺：
在控制医疗风险方面，我们选择购买医疗责任险。医疗责任险国家的政策非常明确，按照国家规定购买就可以了，医生、护士都一样。公立医院是不需要自己购买的，由政府买单。医疗责任险履行起来非常复杂，遇到没有上升到医疗事故的责任我们会“自掏腰包”。目前，中国这方面的法律不是很健全，遇到闹事的人我们会进行补偿。
我们有两部分患者，一部分是散在的患者，一部分是家庭会员，家庭会员可以24小时跟家庭医生联系。从医疗风险考虑，重症患者我们会让他第一时间打“120”送到公立医院，我们的医生同时跟公立医院做好沟通。
中国的医疗责任险是不卖给个人的，医生集团自然也没有办法给自己的会员买医疗责任险，希望这方面的政策法规有所松动。
于莺：
关于医保问题。我们没打算申请成为医保定点医疗机构。因为申请了医保就要按照政府定价来做，就失去了自主定价权。但我们与五六十家商业保险公司签约。现在人们在认识上有误区，老百姓认为申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就证明是被国家认证通过，这家医院就靠谱。这个观点是错误的。
李健华：
医保是个伪命题，为什么呢？中国的医保覆盖水平非常低。医保对公立医院实行总额预付，医保付一部分医疗费用，超过部分要医院自己倒贴，所以私立医院还不如不申请医保定点医疗机构。
私立诊所的医药分开和控费
于莺：
公立医院控费改革难以推进是因为跟医院的利益相违背。美中宜和主要治疗简单病，控费的意愿是有的。我们通过一个比较原始简单的方法做到控费。我们对医生有严格的要求，医生做的检查是基础的，考验的是医生的临床基本功。另外，我们给医生比较合理的诊费，诊所的绩效考核跟医生的看病收入没有关系，医生也不需要在诊疗中“推销”自己。我们更多考量的是客户的满意度，以及医生自身学习的能力。
我们诊所的用药策略是这样的，进药不是医生想用什么药就进什么，我们有一个委员会，一个专科要进药先要阐述理由，证明这个药比我们现有的药品效果好。我们的诊所看不到中成药，因为中成药对我们来说是不挣钱的。我们诊所这么小，医药代表不会来，在公立医院医药代表跟医生往来的现象在我们诊所没有。我们的病人和用药量很少，医药代表不感兴趣。
李天天：
控费要从机制上思考，我不相信有一款软件可以做到百分之百控费，只有机制才能让医药分开。否则软件做得再好，医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患者脱离临床路径，选择一个无法控费的方式。与公立医院的思路相反，诊所首先要考虑的是品牌和可信度，这就要求自身建立一套机制，改变医药不分的状况。
李朝阳（美国个体私人诊所外科医生）：
说到药跟医生的关系，我在美国行医多年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体会。在美国，制药公司和医生之间是没有关系的，也没有回扣。以前医生出去开会，药企请吃饭是可以的，现在也不可以了。以前开会，医药公司可以送给医生一个咖啡杯、一支笔，上面有他们公司的名字，现在也是不可以的。美国政府有一个阳光法案，哪一天医药代表到我的办公室去了，花了多少钱，在网上可以看到。
童维楠：
张强医生集团的计费方式与公立医院完全不同。我们采用的收费标准是根据CPTcode，对所有的诊断、手术类型有收费标准，我们只能收取医生服务费，一份给医生，一份寄到医院，护理费、检查费是分开的。我们按照国际标准透明收费，不需要以医补药，也不需要过度使用器材。做手术所用器材是按成本价给病人的：一个骨片是3000元，我们一分钱都不可以加。每台手术费用是不一样的，例如治疗静脉曲张有两种手术方式，一种是激光治疗为3.8万元，包括一次性器材费、护理费，没有任何其他费用；而最新的腔内射频治疗，手术创口小，手术时间短，恢复快，定价为4.2万元。只是在3.8万元的基础上加了一个4000元的导管费用。这个导管费用在市场要卖到8000元，我们只收4000元。很多人误认为我们是为有钱人服务的，实际上我们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，各个阶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