柳叶刀：中国这一医学问题亟需重视！
中国健康人体内检出超级细菌“终极抗生素”还挡得住吗？
就在国人辞旧迎新的新春档口，顶级医学期刊《柳叶刀-感染性疾病》（LancetInfectiousDiseases）于1月27日在线连发两文，直指“中国多粘菌素耐药现状”。
其新闻导语如是说：在中国尚未临床使用多粘菌素的时候，耐受这一临床“最后一线”药物的MCR-1阳性大肠杆菌，已经在人群中流行开来。
“我们发现人携带mcr-1基因阳性率逐年升高，且病人和健康人都有检出。”其中一文的通讯作者，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农业大学沈建忠教授说。
另一文的通讯作者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副院长、感染科主任俞云松教授在接受《柳叶刀》访谈时表示：“携带mcr-1基因的菌株对多种抗生素仍保持敏感。这提示我们，要守住多粘菌素这道防线。”
中国没用过多粘菌素，为何会耐药？
多粘菌素是一组多肽类抗菌药物，包括5种不同的化学成分（多粘菌素A、B、C、D和E）。其中，仅多粘菌素B和多粘菌素E（粘菌素，抗敌素）曾在上个世纪短期用于临床，后因副作用大被弃用。
近年来，革兰阴性菌（如大肠杆菌、肺炎克雷伯菌、铜绿假单胞菌等）多重耐药问题日益严重，由之引起的感染几乎无药可用。这才迫使人们重启多粘菌素类药物，用于治疗多重耐药菌引起的感染。
耐药菌产生的前提，是药物一直刺激机体，体内细菌为了生存而发生进化。但时至今日，中国大陆一直没有批准多粘菌素用于临床。既然不用，耐药基因从何而来？
早在2015年底，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刘健华和沈建忠院士的团队于全球首次提出，mcr-1是导致多粘菌素耐药的主要机制。
“上世纪90年代，多粘菌素被广泛应用于农业、养殖业，以防止农场动物患病等。”作为沈建忠院士团队最新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之一，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田国宝教授告诉“医学界”记者，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研究推测：多粘菌素在禽畜饲养中长时间使用→动物体内出现mcr-1基因→食物链→人体内出现mcr-1基因。
据《自然》杂志报道，中国粘菌素类药物用量尤其高，每年农业领域用量达1.2万吨。英国伯明翰大学微生物学教授LauraPiddock在针对上述发现时置评：“必须尽快将多粘菌素类抗生素的使用降至最低水平，停止一切不必要情况下的使用。”
是坏消息，但不应恐慌
纵观本次《柳叶刀》发布的两项研究，沈建忠院士团队给人“当头一棒”；俞云松教授团队则帮我们“揉了揉”创口。但他们都指出：“不应恐慌”。
建议删除危险系数中“和俞云松教授组相似”字眼，因为2篇文章的研究侧重点有很大不同。
“之前研究认为，多粘菌素耐药性都是由染色体介导，细菌通过复制将耐药性遗传给后代。而发现mcr-1的最主要意义，就在于mcr-1基因存在于质粒上，可以通过水平传播的方式在菌株间传递，进而大大增加了多粘菌素耐药性在临床传播的风险。”田国宝教授介绍。
揭秘：后续研究已有“悲伤”的结果
截至2016年底，包括欧盟、加拿大和美国等在内的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相继发现多粘菌素耐药基因mcr-1。或存在于动物身上，或存在于人群中。
下图是世界卫生组织于2014年发布的预测，至2050年，全球由于细菌耐抗生素而造成的死亡，将达到每年1000万人，超过癌症的死亡人数。亚洲作为重灾区，死亡人数占了近一半。
针对“无药可用”的恐慌，有的科学家主张加紧新型抗生素研发；有的强调抗生素合理使用和监管；有的认为应深入研究细菌耐药机制。
沈建忠院士和俞云松教授也透露了下一步研究方向。
“针对人际传播，我们可能很快会发布一篇新论文，证实mcr-1可能已在人际间爆发流行。”田国宝教授介绍。
“mcr-1基因的出现，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耐药细菌束手无策。对多粘菌素耐药，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抗生素耐药。我们担忧的是，mcr-1容易与其他耐药基因共存，由此诞生对多粘菌素和其他各类抗生素同时耐药的‘超级细菌’。而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为临床用药提供理论依据，指导临床医生谨慎对待mcr-1携带者的临床治疗，谨慎评估患者感染mcr-1阳性菌的风险。”沈建忠院士指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