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：本次世界心脏病学大会，让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？
高润霖：世界心脏病学大会（WCC）是心脏病学界的“奥林匹克大会”，是国际间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窗口。本次大会公布了一组数据，表明发展中国家卒中发病率、死亡率已经超越发达国家。心血管疾病已成为世界性的灾难，不论男女、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是第一位。WCC首次在亚洲乃至中国召开，也说明目前中国心血管领域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、迫在眉睫的。我们对心血管疾病已经空前地重视，通过对生活方式的干预，控制吸烟、高血压、高胆固醇、高血糖、肥胖等危险因素成为医疗工作的重中之重。另外，本次大会还对女性心脏病进行了探讨，颠覆了以往认为女性发病率低、死亡率低的观念。
马长生：这种高水平的国际化会议，给中国心脏领域的临床医生、研究人员提供了更大的舞台，更多的发言机会，使世界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。能和世界顶尖级专家面对面交流，对自身是很大的提高。
记者：目前，全世界对于治疗心脏疾病有哪些新的突破,中国和世界的差距有多大？
高润霖：心脏病的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、介入治疗及外科治疗。近年来，一些新药问世，并且经过大规模临床试验证实有效，比如治疗冠心病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、房颤时用的新型抗血小板药、口服抗凝药；新的降压药等。对冠心病患者如何选择进行药物治疗、介入治疗或搭桥手术，有了循证医学证据，不能只凭经验。介入治疗向高难度手术挑战，比如经皮主动脉瓣置换术，使一些高龄、不适合外科手术的患者有了重获新生的机会。另外，介入治疗进入到心脏以外的部位，比如应用导管射频消融肾动脉交感神经，治疗顽固性高血压，这也体现了学科间的交叉。再有，转换医学的研究，加快基础学科、生物医学工程等研究成果向临床应用的转化也都非常引人瞩目，比如人造心脏的研究是医学界关注的方向之一。
马长生：总体而言，传统治疗已经进入平台期，在这个稳定发展的平台上有一些小的突破，但新技术，新发现没有10年前那么让人眼花缭乱。10年前，我国的治疗水平和发达国家相差15年，经过这些年的追赶，差距已经缩小到3—5年，但科研水平依旧相差较大。这和基础研究时间周期长，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、人力，以及国家和社会的支持有直接关系。
记者：中国专家在世界心脏病学领域的地位如何？
高润霖：在过去的二、三十年中，我国进行的心血管流行病学研究，特别是国际合作研究，不仅摸清了中国人群心血管病的发病、死亡、危险因素及流行特点，而且对了解东西方人群的差异提供了宝贵资料。我国开展的高血压及心肌梗死方面的大规模随机临床试验，为心血管病的治疗提供了重要依据，并为国外权威指南所采用。对中药进行循证医学研究，挖掘祖国医学宝藏。近年来，中国医生积极参加了很多世界范围的大型临床试验，提供了国人的数据。临床上，我国心血管介入治疗发展很快，冠心病介入治疗数量每年增加25%—30%，去年一年全国做了24万例，手术量仅次于美国，居世界第二位，技术也日趋成熟。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规范化，卫生部已经通过技术准入和考核、培训制度来规范这项技术。先心病的介入治疗，不论是技术还是数量上都处于领先水平。此外，近年来基础研究也取得不少进展，在国际着名杂志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数量不断增加。
记者：我们的医务、科研工作者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努力？
高润霖：我们的科研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明显差距。应充分利用病例资源多的优势，多组织和实施高水平的临床研究，除政府加大投入外，应该争取药厂和民间资金的支持。此外，要大力加强转化医学研究。临床上发现的问题，转入基础研究，基础研究的成果，更快更好地转化为临床应用、服务于病人。在临床上，要缩小临床实践与循证医学指南的差距，这也是全世界医生面临的问题，让循证医学、指南更好地指导临床，进一步提高临床治疗水平。
（实习编辑：黄翠君）
